笔者之所以认为《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记载的“蚌阜”就是蚌埠之域的初始地名,是因为:
其一,从记载“临淮县蚌阜”的具体方位看,涡水沿怀远县东北入淮,与淮水合流后至此,再东流进入淮水出海方向,符合蚌埠之域所在地理位置。两书中之所以简略记述涡水“沿怀远县东北与淮水合流,至临淮县蚌阜东入于海”,没再对所经其他之处作较详细介绍,是因为此节是对“涡水”而非淮水的介绍,涡、淮合流标志涡水已完成自己使命,点到首经之处“临淮县蚌阜”即可,之后东流途经地点已无必要详述。
其二,从涡、淮合流东向所经县境看,两书均记载为“临淮县(蚌阜)”,而蚌埠之域在明初凤阳建县前隶属于临淮县广德乡,这是基本事实(参见明代柳瑛编纂《中都志》)。如前所述,明初洪武二年改钟离为中立县,洪武三年改中立为临淮县,洪武七年析临淮县广德、太平、清洛、永丰四乡置凤阳县。尽管在《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成书之际,蚌埠之域所在广德乡已划归新设的凤阳县,但两书在记载涡、淮合流后东经“临淮县蚌阜入海”时,却均未提及凤阳县(该县建县后辖境西接怀远,东连临淮县,为淮水必经之地),是因为编修这两部全国性地理总志时,征集各地资料的时间必定早于编纂成书时间,具体到涡、淮合流后淮水东向途经蚌埠之域地名,所用的仍是凤阳建县之前的临淮县辖境资料,故只称“临淮县蚌阜”而不提凤阳县亦在所必然。
其三,从记载“临淮县蚌阜”的资料来源看,如前所述,明初洪武年间即依据当时征集的各地资料编成地理总志《大明志》,景泰与天顺年间相继编成《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此两书中基础资料来源一方面必以洪武年间成书的《大明志》记载的相关内容为参照,另一方面也有当时“天下郡邑”所提供的新资料为依据;尽管《大明志》早已散佚,但基于其成书之际蚌埠之域属临淮县辖境这一事实和3部官修地理总志之间的承袭关系,从逻辑推理的角度分析,有关“临淮县蚌阜”的记载必先入《大明志》,才能为此后编修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提供参照。
其四,从古代水利河道文献中有关记载看,也能印证涡淮合流后途经的“临淮县蚌阜”方位就在蚌埠之域。
在北魏郦道元(公元469~527年)所撰地理名著《水经注》卷三十“淮水”中,有如下记载:“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又东过寿春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又东过当涂县北,涡水从西北来注之,又东过钟离县北,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文中“当涂县”在今怀远县境,而蚌埠之域的方位当时恰在钟离县西北;而成书于清代的中国水利史专著《行水金鉴》中有关涡、淮合流后淮水东向入海所经之地的记载,更会使人对“临淮县蚌阜”方位一目了然——该书卷七十内就较详细记载了淮水自河南桐柏发源后东流走向,“按志淮水经颍、寿至怀远合涡水,又经蚌埠凤阳县北至(临淮)县东南二里流入五河,水常为患”。
由时任江南按察使傅泽洪主编的《行水金鉴》成书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时“蚌埠”已成为继“蚌阜”之后专指蚌埠之域的地名、临淮县还未并入凤阳县,其中关于涡淮在怀远合流后淮水所经之地依次为蚌埠凤阳县北→临淮县东南二里→五河县的记载更显珍贵,也可为《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中有关涡、淮合流后途经“临淮县蚌阜”的记载提供明确方位注解。

《寰宇通志》中有关“临淮县蚌阜”的记载
五、为何明代官修地理总志称当时蚌埠之域为“蚌阜”
至于为什么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称当时的蚌埠之域为“蚌阜”?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蚌埠“乃古采珠之地”,这里盛产河蚌珍珠的名声自古以来早已广泛传开。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考古出土了距今约10万年之前的河蚌化石(名为“丽珠”),可见那时这里就已经是繁盛的蚌类衍生地了(参见蚌埠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蚌埠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8页);至于人们耳熟能详、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尚书·禹贡》中更有“淮夷蠙珠暨鱼”的记载(按照唐代孔颖达注疏:“蠙是蚌之别名”,“蠙珠”即古时所称的蚌珠),当时已经作为淮夷上交周王室的贡品,而它的产地,就在淮河中游蚌埠之域一带。“蚌阜”地名,以“蚌”为先,符合这里早已名闻遐迩且最具影响力的物产特征。
其二,“阜”,本义为土山,丘陵(参见《辞源》修订本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57页);《诗经·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即此义。这里的“阜”当是与地处淮河南岸的蚌山(今称“小南山”,而其本名“蚌山”明初官方文献即有记载)有着直接关联。
从地理学角度看,蚌埠幅区属黄淮海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处于江淮分水岭的末梢,境内以平原为主,南部散落丘陵,现今市区大部分坐落于淮河南岸,其中心有孤立的低丘陵——蚌山一座,形似圆形的蚀余低丘,自淮水古道改道北去之后,使这个本来低矮孤立的残丘(山顶海拔仅44.2米)突现在淮河南岸(参见前引《蚌埠市志》第74-77页)。这就自然使当时沿淮居民将这座低丘陵小山(阜)与“蚌”联系起来,用“阜”缀后,合成为“蚌阜”之名,不仅与这里的最负盛名物产、地理地貌契合,亦与人们对地名命名的习惯有密切关联(显例如山东曲阜的地名由来,即以“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载《辞源》修订本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56页)。另外,宋代以降,有的地方将规模较小的乡村集市称之为“阜”,“蚌阜”地名与之也应有关联。
当然也应看到,作为距今560多年前的明代官修地理总志记述行政区范围,也只下延至府、州、县(直至清代编纂官修地理总志后才下延至重要集、镇),其他仅对山川名胜、古迹及关津要冲等注意收录。而作为蚌埠之域的初始名称“蚌阜”当时尚不具备单独介绍的条件,只是在书中记载涡水与淮水在怀远县东北合流、东向入海途经之地时,才被提到。
这对于洋洋大观的《寰宇通志》(全书共119卷,约200万字)和《大明一统志》(全书共90卷,约240万字)来说,也许是个不经意之举;但对于位于淮河之滨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蚌埠来说,则意义非凡,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事——因为其为古代历史文献特别是具有权威性的官修地理总志首次对有关蚌埠之域地名的明确记载,它可向世人昭告:至迟在元末明初之际,有关确指蚌埠之域的初始地名——“蚌阜”就已经出现沿淮人们相互交流的语言环境,并以约定俗成的文字形式出现在官方权威文献之中了。
在此之,随着明初社会特别是朱元璋“龙兴之地”的变化,当地人口的增加、居住聚落的形成和交通地位的改观,蚌埠之域逐渐向“水陆交冲”和商业集市方向发展,地名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在《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中出现蚌埠之域初始地名“蚌阜”之后,明清史志文献中相继就出现了蚌店(“”与“阜”读音相同,均为fù)、蚌埠村、蚌埠集等记载,但“万变不离其宗”,人们可以看到,每次变化都与蚌埠之域的初始地名“蚌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以此为蓝本而发生嬗变的。

《大明一统志》中有关“临淮县蚌阜”的记载
(附:本文作者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编研与新闻采编工作,曾任中共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蚌埠日报社主任编辑、记者部主任,蚌埠市史志办公室特邀编审,入选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确定的专家库首批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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